國際雙年展中各國的國家館本來就是國家機器下的文化產品,當北美館成立「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及後續的策展措施所引發的疑義與反應,可以視為台灣藝術界每一、兩年一次的醒悟,這種候鳥時序性的醒悟,不是因為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也不是劣幣驅良幣式的接管藝術行政的問題,更不是藝術品味高低、香臭的檢驗品管,當代藝術在杜象將尿斗搬到展覽場所時,如何展示藝術品或是如何開展美學議題,就開始一段當代藝術創作與藝術展覽機制的磨合血淚史。

當代的藝術創作與展覽機制互為表裡、互為體用,假如今日是以藝術學院系所,或是私人藝術單位來籌組「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就不會有任何疑義或批評嗎?誰夠格來玩此遊戲?而誰又夠格決定誰來玩遊戲?陶文要求的是專業又公正透明的遊戲機制?還是要當頭棒喝台灣當代藝壇而拒絕再玩?臺灣當代藝境的控管規模從國家館代表隊一直到戶外街頭藝人的認證機制,不只調控著藝文專業領域,也藉由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調控著人民美學。

陶文中指稱「老將CEO重掌兵符,引導大家度過危機?」但此篇文章讓我感覺到一位「老將」面對臺灣當代藝術體制與文化政策產生「頓挫」感後轉為憤怒的心情,距離2007年所提出的臺灣藝術「頓挫」現象議題以來,我發現頓挫感反而出現在提出「頓挫」議題的「老將」們身上,「老將」藉由「觀察」新世代創作者與當下藝術環境中「缺席」的政治藝術,為臺灣當代藝術發展做及時的歷史定位與見證,但如今「頓挫」卻緊緊攀附「老將」們的身上。

今日在藝術系中的未來藝術家所遭遇的「頓挫」不是來自於藝術創作可不可以被教授,也不是未來上了藝術檯面後,自我創作與現實的纏綿關係,他們的「頓挫」來自於今日在台灣藝術家有可能也是館長,又是策展人,又是大展覽或是獎項的評審兼評論,也有可能是文化創意產業中的政策的制定者,而最頓挫的是竟然還是他們的老師,未來的藝術家面對的老師有可能是集藝術產、官、學於一身的千手觀音,所以,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感受在藝術系所中的學生應該最能體會與感受,因為,他們早在還沒成為一位藝術家之前就在台灣藝術調控體系裡學習藝術如何可能,他們不是「頓挫」的一群,而是學習「頓挫」的一群。


這是一個體制內的自省?還是開始踰越體制的思考?陶亞倫文章中最後一句「宏觀調控已在當代藝術界全面的展開」頗有開戰意味,而陶亞倫的頓挫與憤怒或許是來自於不得不跟他們玩?但是,隨之而來的恐懼與悲憤卻是來自台灣藝術場域裡產、官、學一條鞭的結構與運作的恐怖平衡與確立!

開戰若是師出有名,請告訴我敵人在哪裡?!誰是臺灣藝術裡的恐怖份子?!



轉貼----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 陶亞倫2009/2025

2008的全球金融風暴越演越烈,全球政府皆在苦思,如何有效的利用國家機器,對失序的民間金融體制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監管,避免步入經濟大蕭條。台灣的政府的作法亦同,希望有效統合全民資源,由官方主導整體經濟的轉型。在經濟上的手段是如此,在文化政策上更有甚者。這股宏觀調控的思維,已伸入了文化藝術界。

這二十年來。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可以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形容,雖然受限於客觀的政治現實與國際關係,對外推展不易,但是引以為傲的是,政府的趨於開放的文化政策,及民間藝術評論機制與藝術團體的蓬勃發展,已經建立了自由與開放的創作環境,使民間力量成為主體與核心,逐步的建立自信。

但這樣的文化開放政策並沒有繼續維持下去。台北當代藝術館率先被文化局全面接管,引發了館內專業策展團隊的離職潮,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優秀的文化行政團隊,紛紛出走大陸,找尋更開放的發展空間。喊了十年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在文化局大張旗鼓的赴林茲與ZKM考察後 終於在士林肉品市場廢墟中成立,它沒有得到成功的數位藝術節成效加持,孤零零的杵在士林里民活動中心的樓下,擔起完成社區總體營造與公民美學政治任務。

靜悄悄的台北市立美術館,近日也引發藝術界的嚴重關切。2月24日美術館的「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發布新聞,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再徵求民間策展人參與,改由辦公室主任張芳薇女士擔任總策畫人一職,負責主題、名單和執行,並臨時成立諮詢委員會,邀請王俊傑、王嘉驥、林宏璋、徐文瑞、鄭慧華這五位曾擔任過台灣館和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擔任今年諮詢委員的方式來背書,引爆這一連串宏觀調控政策下的最大危機。據報載,林宏璋解釋,北美館這麼做是因為考量過去幾屆雙年展策展人徵件的狀況,是「數量跟品質往下降,如果是館方直接邀請某策展人策展,時間緊迫並不允許。」,所以就關起門來,自己來了。受邀得參展藝術家則有謝英俊、陳界仁、張乾琦、余政達。這個靜悄悄的舉動,令人驚訝的是,「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與諮詢委員們認為,台灣已經沒有優秀的年輕藝術家與策展人了,台灣的當代藝術是否如同當今的金融風暴一樣,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衰退與斷層現象,必須讓老將CEO重掌兵符,引導大家度過危機?

國家嚴密的文化品管體系已悄悄地形成,如同阿多諾所言的「文化工業」,但更嚴重的是,這種文化品管體系是因某種「品味」上的偏好所形成。國家機器與資源的上層,希望藝術作品能夠通過這種「品味」與「國家標準」的檢驗,才能貼上「made in Taiwan」的標籤,獲准出口展示。

宏觀調控已在當代藝術界全面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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